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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卖血供儿子上学 一天抽1200毫升血医院外瘫倒

时间:2019-10-22 19:56来源:情感专区
[摘要]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马厂乡甘沟滩村,山大沟深,自然条件恶劣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极端贫困迫使大部分村民走上卖血维生的道路。 2001年12月30日,青海省乐都县马厂乡甘沟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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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要]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马厂乡甘沟滩村,山大沟深,自然条件恶劣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极端贫困迫使大部分村民走上卖血维生的道路。

2001年12月30日,青海省乐都县马厂乡甘沟滩村村民陈邦顺接到大儿子小良的班主任--西安某学院郭老师的来信。郭老师要家长马上到学校去一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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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良于1997年考上该学院电子自动化专业,按理说这年应该毕业了。10个月前,小良离开家,说要去深圳参加招聘会,可是一去便几个月无音信。陈邦顺夫妻一直满怀希望地盼着大儿子参加工作的好消息。

父亲卖血供儿子上学 一天抽1200毫升血医院外瘫倒

第二天,陈邦顺赶到了西安。这天正好碰上元旦放假,他好不容易才找到郭老师。郭老师第一句话就把他问蒙了:"您是包工头吗?小良是独生子吗?"原来,家境贫寒的小良入学后一直对同学说自己是独生子,父亲是包工头,家里很有钱。他花钱很大方,经常到网吧上网聊天、玩游戏。据同学说,小良每月上网花的钱少说也在400元以上,他的两个女朋友都是在网上认识的。

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马厂乡甘沟滩村,山大沟深,自然条件恶劣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极端贫困迫使大部分村民走上卖血维生的道路。今年64岁的村民陈邦顺曾是卖血大军中的一员,从18岁起卖了30多年血。2000年以来,在国家和当地政府的集中帮扶下,这个“卖血村”逐渐走出贫困而重获新生,但对于陈邦顺而言,一个因卖血引发的“亲情大战”,成为纠缠他十几年却怎么也抹不去的心结。

郭老师拿出小良这几年的学习成绩单给陈邦顺看。陈邦顺发现:不及格和缺考的科目用红色标记,而小良的成绩单红标记斑斑点点。小良第一年勉强过关,二、三年级的成绩便不堪入目,很多科目缺考,四年级更是一片空白。郭老师说:由于成绩不好,小良已留了两级;他只在第一学年报了到、注了册、交了学费,其他几个学年根本没报到,学费也没交,学校曾多次催促他,可他始终没办理手续。

往事

听着郭老师的"天方夜谭",陈邦顺直觉得眼前发黑,气得差点儿晕倒:这也就是说,自己这几年寄给小良的6.35万元,就这样被他花天酒地挥霍光了!四年来,小良一直欺骗为他辗转卖血的父母!陈邦顺禁不住痛哭失声。他颤抖着向郭老师伸出胳膊,指着那上面一个个发黑的针眼怒吼:"我哪是什么包工头呀?我的钱都是从这里流出来的!"

一天抽了1200毫升血

郭老师惊呆了。他没想到小良是用父母卖血得来的钱将自己包装成富家子弟的,更没想到小良在上大学期间竟然花掉了6.35万元。按当时的水平,一个大学本科生四年花2.5万元已绰绰有余了。

陈邦顺和妻子育有三个儿子,那些年一家人在地里摸爬滚打一年口粮只够吃五六个月。为了能挣点儿钱养家糊口,陈邦顺和村里其他人一样,手持多个献血证,常年在兰州、西宁等地频繁卖血。“最多的一次,我一天跟着大伙跑了好几个医院,挽起袖子抽血时,方才扎过的针眼上还冒着血珠珠,那天我一共抽了1200毫升的血,走出医院就瘫倒了。”陈邦顺说。

郭老师虽然同情这位愤怒、失望、痛苦的父亲,但最后仍不得不横下心来把学校的决定告诉他:"由于小良擅自离校,经常旷课,加上学习成绩太差,学校已对他做自动退学处理。今天请你来,就是告诉你这个决定。"

生活虽苦,但长子小良始终是全家的骄傲,1998年小良考入西安一所大学,乡里乡亲都羡慕坏了。为了支付学费等开支,陈邦顺经常去卖血。

那天,陈邦顺泪流成河。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回到家的。

2001年,在一次和村民结伴卖血的路上,陈邦顺无意中认识了一名装扮成“卖血者”的兰州某报社记者,随后的报道引起了社会关注。小良认为父亲“出卖”了自己,自己“没法活人”,一怒之下改换了姓名,与家庭断绝了关系,至今杳无音信。

"我这些年卖的血能装满两个汽油桶"

期盼

2002年5月,笔者作为中央电视台《聊天》节目的编导,历经千辛万苦前往陈邦顺家,倾听这位父亲的泣血哭诉。

15年牵挂并寻找儿子

陈邦顺的家坐落在青海、甘肃交界的大山深处。那里长年不见雨水,干旱严重,风一吹,黄土便铺天盖地。村民每年都在山脚坡地上种一些洋芋和小麦,至于收成如何,就全看天意了。那里的村民平时一日三餐都吃洋芋--早上蒸洋芋、中午煮洋芋、晚上熬洋芋,只有来客人了或过年过节才能吃上面食。为了逃出黄土漫天的山村,孩子们都把希望寄托在考大学上,因此这村子陆陆续续考上大学的不少。

2000年以来,国家开始实施大规模的退耕还林和一系列集中扶贫政策,马厂乡50%的地都退耕还林了,大部分劳动力被释放出来外出打工,村民们的生活也逐步得到改善。陈邦顺家的一半土地退了耕,国家按每亩地每年200斤小麦和20元钱给予补助,温饱问题逐步得到解决,两个儿子远去北京打工,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。

陈邦顺至今还记得,小良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高兴得在地里翻跟头。前一年高考时,小良只考上自费大学,陈邦顺担心上自费大学解决不了工作问题,让他复读了一年。

日子过好了,全家人更加牵挂失去音讯的儿子,陈邦顺的老伴王桂莲经常对着家里的几张大儿子的照片偷偷流泪。15年间陈邦顺充满自责和歉意,从未间断地牵挂并寻找着儿子。

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晚上,小良的妈妈特意做了一顿过年才吃得上的揪面片。获知喜讯的亲戚们都赶来了,大家兴奋地传看那张录取通知书。

小良是陈家这一辈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啊!陈邦顺一边美滋滋地接受大家的恭贺,一边担忧:小良的学费要好几千元,到哪里去弄这笔钱呢?当初填志愿时,他曾一再叮嘱小良填本省收费低的学校,可小良第一志愿就填了西安的。陈邦顺想责备小良几句,但看到大儿子的得意劲又不忍心开口了。他想,儿子考上大学毕竟不容易啊,要怪也只能怪自己这个当爹的没本事!

第二天,外甥们都给陈邦顺打气:"陈家就出了这么一个大学生,你再怎么苦,也要供小良上大学。"而且保证以后帮助他家。

就这样,拿着东拼西凑来的学费,小良走进了大学的校门。

陈邦顺说,他们村里出了十五六个大学生,比乡里其他几个村的总和还要多。他还告诉笔者:"因为我们村最穷,我们不想让娃再过我们的苦日子。娃考上大学,就算脱贫了!说什么我也得把他供出来。"

为了供儿子上大学,陈邦顺夫妇开始四处卖血。陈邦顺告诉笔者,大学四年,小良一共向家里要了6.35万元,这6.35万元中有70%是他们夫妇卖血得来的,另外还借了1.7万元外债。

笔者问:"你多长时间卖一次血?"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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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者不解地问:"国家《献血法》规定,一个人两次献血的间隔时间不得少于六个月。你怎么能在四年里靠卖血换来4万多元呢?"

"想办法呗!我们周围有九个血站,我都去卖过血。有时走几十公里山路再坐火车到武威、兰州去卖血。我有七个献血证,只有一个是真的,其他都是拿侄子、外甥的身份证办的。这样,我就可以在好几个血站来回卖血了。1998年,为了凑齐学费,我和老伴47天没有回家,到处辗转卖血,总算凑够了学费1720元。村里人都说我不要命了。我有什么办法呢?都是为了娃呀!"说着,两行老泪从陈邦顺的脸上滚下。

沉吟半晌,陈邦顺突然举起两根手指,提高声音对笔者说:"我这些年卖的血能装两个汽油桶!"

"他的每封信都是卖血通知书"

陈邦顺说,小良上大学后与家里的联系全靠写信,四年里,他一共给家里写来17封信,这17封信,没有一封是不要钱的,而且每次都要2000元以上。他说:"这不是信,是债单!他的每封信都是卖血通知书!一接到他的信,我就知道又该去卖血了。"

笔者忍不住问:"小良知道你是靠卖血供他上学的吗?"

"知道。他上高中花的8600多元,也是我卖血换来的。"

小良的信全被父亲藏在一个祖传的木匣里,这些信全都去掉了信封,仔细地对折着,按日期叠放得整整齐齐。

征得陈邦顺夫妇同意,笔者读完了小良的来信。让笔者十分吃惊的是:这些字体娟秀的信只有一个主题--催款。

我们不妨一起看看这些信:

国庆节放七天假,我们班统一组织去旅游,每人交100元,买衣服花了200,上学期暑假欠了200,书费200,重修及选修的课程花500,学杂费2500,生活费600,还加上后三个月的生活费还要3000元钱。上学期的体育课没有达标,还要到体育老师那儿走一趟。所以,3000元很紧张,请你们不要少寄,又让我借钱。

在另一封信里,小良陈述了自己花钱的理由:

我认为你们一点也不理解我们学生的难处,你们认为学生在学校,除了学习就是吃饭,花钱都花在饭上了,别的都不花钱了。其实不是这样,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里,谁都想多学一点知识,为自己将来的工作做好各方面的准备,想多学知识就得报名学习,这样花一部分;再有学生之间相互搞好人际关系,比如说现在组织滑冰、游泳、春游、野炊,宿舍里边过中秋节、元旦,老乡之间开老乡会,搞联谊活动等等,我都不能一项不参加呀,那样只能孤立我自己了,和别人相处不下去。

陈邦顺还回忆起这样一件事。有一次小良接连给家里寄来两封信,信中说,他熄灯后在宿舍里用电脑,偷接了走廊里的电,被学校发现,被处以3000元罚款,要家里马上想办法凑这笔钱,否则学校会处分他的,他就只好回家了。接到信的时候已是下午5时,陈邦顺立即起程到处找人借钱。天黑了,他敲开姐姐家的门,哭得说不出话来。和他一起去的三儿子给姑姑念了信,姑姑把小商店里的营业款给了他们。借到钱的时候已是晚上9时,陈邦顺怕小良真的第二天回来,带着三儿子一路小跑,只用两个小时就跑到16公里外的306连城铝厂(平时与小良通电话的地方),往小良宿舍打电话。他告诉大儿子:钱已借到,天亮后邮局一开门就寄出。当天晚上,陈邦顺没回家,与三儿子和衣挤在连城铝厂招待所的一张床上等待天明。钱寄去后不久,陈邦顺接到小良的回信,小良在信中要求父亲"以后打电话不要高声喊叫,因为接电话的可能不是我,你会吓着别人,同时也会影响其他同学休息"。小良竟嫌父亲那天晚上打电话时声音高了。

小良的妈妈说,小良上大学后变了,变得不爱与家人说话,也不爱回家了,甚至连过年也不回家。

2000年春节,小良没回家,也没给家里写信说明情况,从学校放假那天开始到腊月二十八,小良的妈妈天天跑到村口接大儿子,汽车一趟一趟地开来,又一趟一趟地开走,扬起的灰尘布满站在路边一动不动、望眼欲穿的陈大嫂全身,她几乎成了"灰人"。但她最终还是没有盼到小良,哭成了泪人。

正月十三,陈邦顺放心不下,背着一袋馍馍去西安看小良。这是他第一次到西安。他一路辗转,好不容易才找到大儿子所在的学院。

当时,小良正在宿舍里。他告诉父亲,没回家过年是因为到网吧打零工,去挣点儿钱。他还埋怨父亲不该找他,不该来来回回花钱。

一见到大儿子,陈邦顺心里的怨气就烟消云散了。他拿出东西来给小良吃,告诉他家里的大小事情,最后说想与老师见见面。因为第一次到学院,陈邦顺给老师带了一些土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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